各種哲學流派有時被視為基督教信仰的盟友，有時被看作他的敵人，基督教神學有一種漫長的歷史，即用基督教傳統以外的知識資源發展神學異象。這種看法通常稱為神學的婢女，哲學或許在某些層面，可以幫助我們對於聖經上的整體歷史可以做程度上的理解，但事實上，哲學推理若越過了聖經，或者沒有聖經本論的基礎。那麼，就喪失了聖經救贖的主軸。
基督教傳統承認四個主要來源：
（1）聖經
（2）傳統
（3）理性
（4）宗教經驗
根據第三、四點來源可以做出幾項以下的探索；
1.聖經的解釋：傳統上，學術界對聖經的解釋都以歷史批判法為主。這個方法在十九世紀開始發展。他強調應用歷史批判的重要性。1980年代，幾位文學批判大師「諸如勃龍和柯莫德」跨進了聖經解釋提出挑戰。在後現代主義看來，聖經經文有意義的觀念—是出於教會權威或學術機構—大大值得懷疑。
2.系統神學：按後現代主義的本質而言，他對系統化的觀念，或任何自認為可以分辨「意義」的作法，都採取敵視態度。泰勒（mark Taylor）鎖住的「錯誤」一書，最能刻畫出後現代主義對系統神學的影響。泰勒不採用傳統式神學系統架構的作法，而使用錯誤一書的典型。發展出一種反系統的神學。這方法對於真理或意義等類的問題。提供多重探討的角度。尼采與宣告「上帝已死」，而泰勒的研究代表對其後果的探討。根據這項研究，泰勒主張應當消滅自我、真理、意義等觀念，語言並不能傳達任何東西，真理也不與任何事互相對應。
一般認為後現代主義是一種主張沒有絕對標準、一成不變，或穩定根基的文化意識，鍾愛多元化與差異性，而自由派神學也是在這個範疇裡。
復原教自由派它的起源相當複雜，不過，以及較容易了解的思路，是視之為對士萊馬赫神學架構的回應，特別是針對他所強調的人類感覺，以及基督教信仰必須與人類現況相關的看法。他們會認為信仰內容被視為與現代文化水平格格不入。士來馬赫與其後人所主導的自由派神學陣腳大亂，只差未全然傾覆。
自由神學的創始人是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他不相信聖經記載着神的特殊啟示，他堅信内心的良知，而這良知可以叫我們在内心、在宇宙間察覺上帝，因爲人無法確認自己經驗以外的任何事情，所以對他而言宗教是一種情感的經驗，這種對基督的直覺是宗教唯一的解釋。士來馬赫認爲新約及信經中所解釋的耶穌，都被錯誤解釋了。士來馬赫實際上將基督教簡化為宗教經驗，以人為中心，不再以神為中心。除了教義的重新詮釋，還有以及就是將基督教信仰建基於人的世界中—最主要的是人的經驗與現代文化。最後演化而成的社會福音，它正是源自哲學！
小結：
哲學既為神學的婢女，就不該反客為主的在神學之上，而以人為本的思考，進而倡導社會性各類福利工作並不是不好。但得救的福音，也就是真理的道，是否在傳遞時就是被設定為第一要項，並不是淺藏在社會福音工作之下，反而是傳揚得救的福音為首選之後，若傳不開就繼續禱告往其它方向來著手努力！自由派神學用著浪漫並且以人為本，而在這樣的思想下，世界會變得更美好的角度來成為他傳遞的主軸。
1 你要知道：在末後的日子、必有艱苦的時期要來到。既然知道世界未來的走向會越來越差，那麼，我們就更該傳揚基督得救的福音；大水洗禮、安息日、聖靈、洗腳禮、聖餐禮！奉耶穌基督的名說出讓人扎心的道理，引人悔改，讓人進入得救的真教會；真耶穌教會。
參考：
1.基督教神學手冊。
2.美國“社會福音運動”探析
李顏偉
天津大學社會科學與外國語學院,天津300072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1683869/
《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9年第11卷第1期
起源於19世紀末的美國“社會福音運動”的主題思想是反對弱肉強食、恃強凌弱。 “福音運動”試圖在美國工業化的進程中推動社會改革與進步，實現社會正義，並由此構成美國民間社會改革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美國“社會福音運動”歷史回溯
“社會福音”一詞首次出現於19世紀90年代。當時，一些思想開明的美國新教界人士在佐治亞州創辦了《社會福音》。這份36頁的月刊提出了宗教的社會責任問題，傳播了一種宗教應該承擔社會使命的“新神學”思想，使19世紀70年代以來出現的宗教社會化趨勢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社會福音》成為進步人士探討社會問題、交流思想觀點的一方園地，也成為涵養“社會福音運動”的一塊沃土。在此後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新教各派懷有社會改革思想的神職人員以及一些其他社會改革力量便在“社會福音”的旗幟下開始了日益緊密的合作，在理論和實踐上為革除政治腐敗、解決勞資糾紛、改造貧民窟、穩定社會秩序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20世紀初，新教界人士席勒·馬休首次將“社會福音”用於書名，書中指出：“福音既有個人意義也有社會意義”，而神職人員身為耶穌的使徒則應該努力解決社會問題，使耶穌的原則在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中得以貫徹。上述主張代表了當時社會福音派的共同心聲。此時不少新教界人士都在呼籲，要重新給宗教以更加寬廣的定義，以使其與社會生活緊密相連。另一位新教界人士喬賽亞·斯特朗牧師也在其自傳裡強調：“必須像拯救個人一樣去拯救社會。”[1]
馬休的《社會福音》成書於社會福音運動的巔峰時期，具有里程碑的歷史意義。它的問世標誌著社會福音派最終在實踐中走向了成熟，成為一股適應和促進社會改革的力量。
從可獲得的資料看，美國歷史學界對“社會福音運動”的研究專著主要集中在20世紀60、70年代，其中包括：艾倫·艾貝爾的《城市對美國新教的影響》（1962）、羅伯特·漢迪的《美國的社會福音》（1966）、查爾斯·霍華德·霍普金斯的《社會福音在美國新教中的興起，1865—1915》（1967）、亨利·梅的《新教教會與工業美國》（1967）、理查德·克納頓的《華盛頓·格拉登的思想體系》（1968）、萊諾德·懷特與霍華德·霍普金斯的《社會福音：變化中的美國的宗教與改革》（1976）等。在此前後分別曾有約翰·巴克漢姆的《美國的進步主義宗教思想》（1919）和唐納多·格瑞爾的《社會責任的時代：進步主義時期的社會福音，1900—1920》（ 1988）兩書。
自20世紀80年代以後，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近20年裡，美國歷史學界關於這一課題研究的專著明顯減少，不時有一些學者發表的相關文章散見各處。
上述著作和文章分別是對美國社會福音運動的整體研究或者對運動代表人物的研究，大多側重於對社會福音運動者們的思想行為的闡釋，雖然對運動興起的時代背景有所涉及，但是對其起因尚缺乏系統分析，沒有將城市人文環境、教會主流思想、教士心理、教眾來源與心理等各方面因素結合起來，予以整體關照。
作為神職人員關懷世俗民間的一個成功案例，“社會福音運動”曾在美國代寫論文歷史上發揮過特殊作用，它既是美國工業化時期的歷史產物，也是進步主義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對於幫助人們客觀認識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美國社會轉型期和進步主義改革具有一定的作用，而且對於探討宗教界人士如何在重要歷史時期發揮積極的社會作用也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因此，有必要對美國“社會福音運動”予以更多關注。
二、“社會福音運動”興起的三大主因
1.社會問題給人們帶來的心理憂悒
美國歷史學家萊諾德·懷特和霍華德·霍普金斯曾經在他們合著的《社會福音：變化中的美國宗教與改革》一書中寫道：社會福音運動“從始至終都不是一場簡單的傳統宗教運動”，而是宗教界人士“走出了教堂”，“與美國轉型期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力量相交匯”的結果[2]。
美國歷史學家艾倫·艾貝爾曾經說過：“在城市擴展中最令新教徒們感到驚懼的似乎就是工業的衝突了。”[3]
工業化雖給美國帶來了滾滾財源，壟斷卻使國家財富日益集中到越來越少的人手中，從而出現了國家越富勞工越窮的不正常社會現象。工人們由於飽受飢餓、病痛、工傷、死亡和失業的威脅，就逐漸組織起來為改善自身命運殊死一戰，殘酷的鎮壓則使流血衝突日益增多，社會危機隨之而來。 1877年的鐵路工人大罷工導致鐵路停運，軍隊與憤怒的罷工者展開了激戰，血流與火焰充斥了巴爾的摩、匹茲堡和其他鐵路中心，這一事件“給此後十年投下了一片驚駭的陰影”，致使“1877年始終成為驚懼和社會有可能崩潰的標誌”，而此後頻繁爆發的罷工與衝突則成為人們“不能忽視又無法解釋”的難題[4]，也引起了許多有良知、有社會責任感的神職人員的深深憂慮，因為“他們關於兄弟情誼、仁愛以及和諧共處的基督教信仰與勞工積極分子以及剝削他們的雇主所持的仇恨心理都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5]。當時“教會對於勞工反抗的反應先是震驚，繼而是恐慌”。他們感覺“整個社會組織似乎正面臨被撕裂的危險”。事實上，早在19世紀60年代中晚期大規模的社會急風驟雨降臨之前，“許多敏感的教士們就已經覺察到了隆隆的雷聲”[6]。城市秩序的混亂與城市道德的失範也使教士們感到了一種迫近的危機。 1885年斯特朗出版了《我們的國家：其可能的未來與目前的危機》一書，他在書中直接將“危險”（peril）二字冠於各章標題之首，向社會發出一種警戒的信號。在這部總共14章222頁的書中，斯特朗用了8章130頁的篇幅詳盡論述了美國社會正在面臨的種種“危險”。 1907年社會福音運動領袖沃爾特·勞伸布開始醞釀寫一部《基督教運動與社會運動》，到定稿時他毅然將書名改為《基督教與社會危機》，其中原本題為“目前的呼喚”一章也改為“目前的危機”[7]。從1907年3月到1908年3月，在僅僅一年時間就有四部以危機為主題的專著在美國相繼問世，它們無一例外地出自社會福音派人士之手。先是勞伸布施的《基督教與社會危機》；一個月後有了馬休的《教會與變化的秩序》；1907年8月，斯特朗出版了《城市的挑戰》；最後是華盛頓·格拉登在1908年3月間完成的《教會與現代生活》。這四部作品的問世足以說明，長期以來美國城市秩序的混亂與道德的失範，在這些新教教士們心中孕育了強烈的危機感。
教士們的驚呼並非杞人憂天，因為他們正趕上美國城市迅速崛起而城市問題也日趨嚴重的時代。積重難返的“城市病”引發了宗教界人士心中普遍的危機意識。斯特朗曾在其書中寫道：“城市既是我們文明的神經中樞，也是風暴的中心”[8]，“城市問題在將一場民族危機強加於我們的頭上”。他一再斷言：“倘若任憑現存趨勢繼續發展下去，它們將在適當的時候使危機突然降臨”，“如果不採取立即行動，二三十年內必將陷入社會危機或是政治危機”[1]64 。
其他教士們也都深感大難將臨。他們看到，美國絕大多數大城市的政府長期以來“多多少少都已經變得腐敗了，在很多情況下不啻於一個龐大的欺詐系統”[6]104，同時感到城市已經因充滿“形形色色的暴徒、賭棍、竊賊、強盜、違法者與亡命徒”而變成了一個“嚴重的威脅”，變成了“社會的火藥庫”[9]。格拉登在《教會與社會危機》一書中將焦點直接對準了美國“工業和社會秩序中已經發生的動亂”。他將這一局面的影響力與當時舊金山大地震所造成的巨大破壞力相提並論，內容涵蓋了城市的罪惡，保險公司和食品加工廠狀況調查結果，鐵路、船運以及公共事業中的兼併和壟斷，工人與雇主間怨隙的加深等等。他尖銳地指出：“在美國我們正面臨著一場社會的危機，迴避這一事實乃是徒勞而愚蠢之舉……自內戰以來正在積聚力量的各種趨勢——各種使力量積聚到幾個人手裡的趨勢；野蠻地使用這種力量的趨勢；無限度地享受與揮霍的趨勢；社會各階級分化與對抗的趨勢必須得到遏制，而且是迅速遏制，否則我們很快就會陷入混亂。 ”[1]57-68
2.社會人口異質化和中產階級住宅郊區化所造成的公眾對教會的疏離
在美國社會的轉型過程中，新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劇烈衝擊，科學的發展構成了對宗教最大的挑戰。從東南歐來了大量的“異教徒”，中產階級住宅的郊區化使新教日益失去了對市中心人口的影響力，教會對勞工問題的冷漠以及對社會大規模貧困的無能為力導致了底層社會對新教教會的仇視態度，天主教及猶太教等其他教會對窮人的救濟活動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貧民對新教教會的疏離。總之，方方面面的情況都向宗教界人士發送著危機的信號，那就是，新教正在走向頹勢。格拉登哀嘆：“教會已經失去了它對社會的控制。”[1]68
內戰後，隨著和平的恢復和經濟的繁榮，移居美國的人口不斷增加，以致演化為一場新的移民大潮。美國原本就是一個由移民組成的國家，但內戰後出現了移民來源的大轉向。內戰前的移民大都來自西北歐各國，他們無論在血緣上還是在文化風俗上都與美利堅民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進入美國後很快便能夠被本土文化所同化。然而，內戰後入美的移民卻主要是大批東南歐農民，1907年來自東南歐的移民人數占到了移民總數的81%。這些移民的語言、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與美國人大相徑庭，這就是所謂的“新移民”[10]。
新移民的到來使美國城市的種族成分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1890年，紐約市居民中的移民人口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多，猶太裔人口甚至是華沙的兩倍半。而這一年芝加哥的外國出生者人數幾乎等於1880年時該市的人口總數。 “就是在內戰之後的半個世紀裡，美國人感到了這一國家的種族與宗教多元性的強烈影響。”[11]
社會人口成分同質性的消解和多樣性的增強致使美國城市人口在宗教信仰上呈現出多元化傾向，導致了新教教會力量的相對勢微。種族和語言的隔閡常常導致移民們加入其本國人所在的教派。其結果是，路德教教徒人數遠遠超過了長老會教派，猶太教發展為一定規模的社區組織，東正教在美國的事業變得紅火，佛教已經在太平洋沿岸地區發展起來，而最為顯著的則是羅馬天主教在美國的發展。 1869年，芝加哥的波蘭人最早在該市形成了他們自己的天主教教區，並確保用波蘭語佈道。到1916年時，德國移民在全美各地總共形成了1890個教區；1907年，紐約猶太教徒在下東區所建教堂達到了326座。移民們還成立互助組織，社交俱樂部，不少還發行了自己的報紙，到1910年前後，猶太人成立了大約3 000個互助組織，波蘭人成立了7 000個左右，“全國斯洛伐克人協會”擁有會員37 000人。 “這些協會在為移民們提供一些抵禦經濟災難的保障的同時，也使他們能夠保持與自己的文化之根保存著一根一根的紐帶。”[10]87-92
移民對新教的冷漠態度正是造成社會福音派牧師們擔心並產生改革心理的一個重要原因。美國歷史學家蘇珊·科提斯曾經對此做過解釋：“眾多的美國新教牧師們憂慮不已。他們感到，在一個空前多樣化的美國社會中，他們的信仰正在被過多的聲音、文化和信條所淹沒。他們害怕新教的信仰會被天主教和猶太教移民的信條所吞噬。他們擔心賴以維持和再生起價值觀念的家庭生活會被這些人毀掉……。他們預測如果不引導新移民接受美國的政治生活方式，民主制度即將死亡。他們想靠獲取新的受眾來抵抗恐懼的心理，這些新受眾並非早已皈依的人，而是正在湧入美國海濱的那些男男女女。他們探索實現一個更大更統一的新教美國之路。”[5]7-8
不過，新教教堂遭冷遇的原因並不完全在於社會人口成分的異化，也與中產階級住宅的郊區化不無關係。美國中產階級歷來就是新教教會的主要支柱，而且“隨著教會進入1870年，……它日益將其自身及其目標與正在形成的中產階級等同了起來”[9]46。但是也正是從這一時期起，在美國的中產階級中出現了住宅郊區化的趨勢，其結果便使坐落於城市中心地帶的教堂更加門庭冷落。
大量的貧困移民聚居城市，形成了為數眾多的貧民窟。那裡住房擁擠，衛生設施缺乏，空氣污濁，疫病流行，酗酒、犯罪等時有發生，構成了對社會秩序與公民健康的一大威脅，再加上城市管理的滯後和市政的腐敗，貧民窟問題日趨嚴重，成為城市的一大病灶，深令有產者畏懼